辽宁人口发展面临的困境与对策(3)

3.人口结构是影响经济社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少儿人口占比下降，将导致家庭生活、教育消费等支出的下降，更重要的是影响未来的劳动力资源供给。老年人口占比上升，将导致家庭及社会负担的加重，改变社会保障体系的缴存与领取比例，对原有社会保障体制形成挑战。此外，老年人口增多还将影响死亡率水平。

三、原因分析

（一）经济因素

1.经济是人口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地区经济发展决定了人口的发展，经济重心是人口流动迁移行为的主导因素。收入水平高、就业机会多、未来发展空间大的地区更可能成为劳动力流入的集中地区。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老工业基地曾一度是人口净流入的中心，但随着改革开放后国家经济重心的转移，东北地区人口被吸引到更具经济活力的地区。

2.人口因素是构成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重要方面，是生产、创新、创业、消费与服务的要素，人口数量增长、结构变化与流动都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数据来看，2010年前，辽宁地区生产总值加速增长，常住人口也始终保持正增长态势；2011年开始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降至0以下，经济增速逐步放缓，常住人口趋近于零增长；2015年常住人口首次负增长，经济增速也大幅回落至较低水平。由此可见，经济发展对人口流动具有推动性作用，人口流失也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

（二）生育因素

1.生育人口减少。人口增长问题的根本在于生育。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城镇化进程要早于全国，而城镇的计划生育工作又好于农村。因此，辽宁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也较为严格，人口长期处于低生育率状态，青少年人口显著减少，必然会导致老龄化与少子化的双重问题。随着辽宁人口总量的减少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导致育龄人口减少，而结婚人数下降和离婚人数上升，又导致了育龄人口中生育人群在不断缩小。从18-34岁的青年人口来看，2010年辽宁青年人口为1041万人，2018年降至826万人，下降了20.65%；从结婚人数与离婚人数来看，2012年，辽宁每天结婚1021.5对、离婚310.1对，2019年分别为700.2对、431.5对，结婚数下降了31.5%，离婚人数上升了39.1%，结婚与离婚比也由3.3∶1，变为1.6∶1。

2.生育观念转变。在计划生育政策长期严格执行与社会生活方式、节奏转变的双重作用下，新一代人的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较大转变，“不愿生、不敢生”“少生、不生”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传导至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明显下降。虽然2013年和2015年实施的“单独二孩”与“全面二孩”政策令辽宁的出生率出现了短暂的回升，但之后又很快回落。生育人群的减少与生育意愿的下降叠加在一起，导致辽宁人口新生规模缩小，人口年龄结构出现变化。

（三）抚养因素

1.综合抚养成本上升抑制了生育意愿。现代社会各种因素均对生育抚养形成一定的压力，教育、医疗和生活成本的上升，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增长。由于生活负担的加重，家庭规模持续缩小，2010年平均家庭户规模为2.78人，2019年则降为2.49人，二孩政策的出台对于家庭规模的不断缩小并未产生明显遏制作用。

2.养老负担加重挤压了生育空间。从1980年中央召开人口座谈会大力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至今，首批独生子女已成为各个家庭的中坚力量，肩负着赡养老人与抚养子女的双重义务。随着家庭结构的改变，抚养负担结构也发生变化。总负担系数包括负担老年系数与负担少儿系数。近年来，辽宁总负担系数受负担老年系数影响逐年推高。2010年，辽宁总负担系数为27.67%，2019年升至36.00%，提高了8.24个百分点，其中负担老年系数上升至22.07%，负担少儿系数则从14.59%下降至13.93%。从抚养负担来看，老年抚养负担的持续加重在推高了总抚养负担的同时，对少儿抚养负担形成挤压，并形成了对家庭负担的不良预期，降低生育意愿，影响人口正常增长。

（四）健康因素

通常来讲，排除特殊情况，人口死亡率上升应伴随着老龄化程度上升而下降，而辽宁却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加剧与死亡率快速上升并存的现象，究其原因在于健康水平提高延长了寿命，改变了人口基础。数据显示，辽宁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在1990年、2000年和2010年分别为70.22岁、73.34岁和76.38岁，平均每10年人口预期寿命延长3.08岁，且始终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岁以上。健康水平的明显提高使得老年人口急速膨胀。2014-2018年，辽宁人口总规模减少了38万，而65岁及以上人口却增加了200.6万。在医疗水平提高与生活品质改善的双重作用下，健康水平提升、寿命延长，老年人口数量快速上升，加剧了老龄化程度，同时老年人群基数的扩大也导致了死亡率的上升。

文章来源：《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nkjxyxb.cn/qikandaodu/2021/0708/57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