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科技人文共轭思想探讨(2)

儒家经典《大学》将学术活动序列为不断上升的八大环节，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袁立[6]认为，该序列“也即指出了人文研究必以自然科学为基础和指南的道法自然原则”。 “也就是说，在国学内部，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些社会科学都是以诚意正心修身这些人文科学为必要的联系环节，直接扎根于格物致知这些自然科学。或者说，国学是将自然发现自然规律直接应用到人文科学再贯穿到社会科学的体系”[6]10-11。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西方思想领域，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人只是一种机械的堆砌，这是对身(“形”)心(“神”)关系作二元理解的必然结果；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与中医文化领域，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则以人为中介达成了有机的统一，这又是对身(“形”)心(“神”)关系作一元理解(“形与神俱”)的必然结果。

2 中医学科技人文“共轭”思想的具体体现

科技人文“共轭”思想为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提供了理据，在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医学这种“援物比类”可谓俯拾皆是，包括自然规律与原理用于说明社会文化现象、社会文化现象用于说明自然规律与原理两个方面。限于篇幅本文仅以举例论其大略。

2.1 学理层面

《灵枢·外揣》云：“黄帝曰：余愿闻针道，非国事也。岐伯曰：夫治国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浅，杂合而为一乎。”治国惟道，治身惟道，治病亦惟道，道无二致。因此在《黄帝内经》看来，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援物比类”是顺理成章的事，这也正是《黄帝内经》反复强调“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的根本原因之所在。运用“社会关系”模式来比类说明人体脏腑的生理功能及其相互关系，在《黄帝内经》亦并不少见。其中，最典型也最系统者当推《素问·灵兰秘典论篇》：“心者，君主之官也……肺者，相傅之官……肝者，将军之官……胆者，中正之官……膻中者，臣使之官。”李约瑟称之为“国家类比”。《太平圣惠方·叙为医》云：“是以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周慎斋遗书·阴阳脏腑》云：“良相良医，总在察阴阳五行生化之机宜而已。”《医学指归·序》云：“盖良相治国，良医治病，事异而心与理则同也。”

2.2 治则与治法层面

《简明医毂·要言一十六则》云：“如国家以刑治奸盗，以兵却虏寇，不得已而用权，权不离经，非霸术也，王道也。”《石室秘录·卷三(涉集)》有“王治法”与“霸治法”等；《冯氏锦囊秘录·总论诸要》云：“良相剂量群才，以成治世之功；良医剂量群药，以成治病之功，其义一也。”《顾松园医镜· 医道积习通弊论》云：“不为良相，当作良医。良相燮理阴阳，平治天下；良医燮理阴阳，挽回造化。” “用药如用兵”语出自徐大椿之《医学源流论》，徐氏以用兵之道比喻临床用药之法，认为兴兵有理，用药有因，“其道同也”。

2.3 方剂与药物层面

就方剂层面而言，则有方剂配伍的君臣佐使、七情和合等。如《神农本草经·序例》中云：“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

就药物层面而言，如称甘草为国老、大黄为将军，当归之命名等等。“中国传统医学中的药物学……它是一门文化药物学、文化药理学”[2]。

1973年，医学人类学家利班 (R.w.L ieban)[7]提出了“从医学方面来阐明社会文化现象”的主张。这一“用解析生命密码的方式昭示人类社会的文化形态和历史规律”的研究方式，甚至被认为是“人类理性世界所发生的一场深刻的革命”[8]。但就中医学以及中国古代文化研究的演进历史看，这种从自然、生命到人类社会的“援物比类”研究模式却只是一种悠久的传统，正其如此，陈乐平[8]258-308先生把“阴平阳秘”“五行配属”“五行相生”“五行相克”“五行乘侮”称为中国古代社会组织结构的“生命模式”。

3 结论

就中医学看来，自然与社会是统一的，科技与人文是“共轭”的，该理据下的“援物比类”在中国古代哲学文化内部其认识逻辑是“自洽”的。自然与社会之间“援物比类”所产生的诸多中医学理论成果，是为自然与社会的统一、科技人文的“共轭”思想提供了实证依据。承认人类文化及其价值的多元性，与其苛责中医学科技与人文“共轭”思想的科学性，毋宁说是提供了西方文化视野之外的古老而又生动的案例。如此，则本文不仅深化了对中医学科技人文“共轭”思想的认识，而且也为当今思想界构建科技人文融合发展的努力提供了借鉴与启迪。

文章来源：《辽宁科技学院学报》 网址: http://www.lnkjxyxb.cn/qikandaodu/2021/0728/591.html